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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的最后一场雨在凌晨停了。
回春堂的青瓦上还挂着水珠,顺着檐角滴进青石板的凹坑里,“叮咚”
声像极了心跳。
贺总坐在密室的红木椅上,手里攥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日记本的封皮是深褐色牛皮纸,边角卷翘,扉页上用钢笔写着“振宇手札1965”
。
贺总的指尖轻轻抚过字迹,墨色已晕成浅灰,却仍能辨出当年的锋芒。
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件遗物——三年前母亲去世时,他在旧宅阁楼的樟木箱底找到的。
“1965年春,与阿宁初遇于上海医学院。
她穿月白旗袍,发间别着栀子花,说‘贺医生,我要学西医,像你一样救人’。”
贺总的喉结动了动。
他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这段往事。
记忆里的父亲总是严肃的,坐在藤椅上翻医书,连母亲的名字都很少提及。
此刻日记里的字迹鲜活得像电影镜头:年轻的贺振宇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玻璃器皿折射的光映在他镜片上;转角处,穿月白旗袍的女孩抱着一摞《西医学概论》,发梢沾着雨珠,正踮脚够书架顶层的《病理学》。
“阿宁的手很巧。”
贺总的目光停在某一页,“她能在显微镜下看清细胞的纹路,却总把注射器的针头扎偏。
我总笑她‘女孩子的手该拿绣花针’,她就追着我打,药棉球沾了我一衬衫。”
苏瑶轻轻握住他的手。
她的手指温凉,像片落在宣纸上的雪。
“你父亲写了很多……关于阿姨的事。”
她的声音很轻,怕惊碎了这脆弱的回忆。
贺总翻到1967年夏的一页,字迹突然潦草起来:“阿宁怀孕了。
她说不想要孩子,说‘我们还没准备好’。
我求她,说‘给我个机会,让我当爸爸’。
她哭了,说‘振宇,你不懂,有些事比当爸爸重要’。”
“什么事?”
沈煜凑过来问。
他站在密室门口,西装搭在臂弯,目光沉静如深潭。
贺总的指尖停在1968年秋的日记:“阿宁走了。
她留了封信,说‘我要去新疆支边,那里的孩子更需要医生’。
我追到火车站,只看见她坐的绿皮火车消失在雾里。
信里夹着半枚银杏叶,是我们在医学院后巷捡的——那天她说‘等我们老了,就回来看这些树’。”
苏瑶的眼眶红了。
她想起上周在医院,贺总摩挲着左腰的疤痕说:“我妈走的时候,我在火车站哭到喘不上气。
后来我爸说,她是为了救一个难产的产妇,被塌方的土坯埋了……”
原来,母亲不是单纯的“牺牲”
,而是带着未说出口的爱与遗憾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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