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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更尖酸特刻薄最恶毒，居然有人议论是她的父亲木匠搞到她肚子大了。

木匠本是做手艺的人，被人说得抬不起头来，狠揍了女儿一顿后，非但不能阻止别人说三道四，推波助澜的反而更多了。

他为了耳根清净，干脆从藤具厂辞了工回到家里耕田种地，将自己的生活圈子缩到最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英宁被公开指责为贱货，稍有口角便被骂作小表资。

村民茶前饭后也都爱拿小表资说事。

他们总是在心里想见到她，找茬儿奚落她几句以证明他们的高尚；又总是在表面上装作很不想见到她，表示和她格格不入以体现他们的清高。

这种虚伪又滑稽的丑态让应英宁感到他们的嘴脸，无耻到比真的表资还表资。

她想把她们肮脏的灵魂揪出来晒晒太阳，看看到底有多邋遢多污糟。

但是她做不到，她太幼弱了，幼弱如飓风里的一根鸿毛。

开学以后，她在学校里寄宿，好不容易脱离了那个让她倍受羞辱的环境。

她不再想见到那些可憎的面孔；再不想听到那些刺耳的声音。

如果不是万分需要，她一般不会回去乡下。

她将自己汇入到城市的茫茫人海中，让自己沉浸在学校朗朗的书声里。

半年以后，一个春寒料峭的中午，小她两岁的弟弟突然来学校找她，哭哭啼啼地说妈妈死了。

她顾不上请假就跟着弟弟哭哭啼啼地回了家。

进门第一眼，她看见曾经魁伟精壮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年，变得神情木讷憔悴不堪了。

躺在床上的妈妈身材仍然匀称，只是僵硬了；面貌依然清秀，只是苍白了。

妈妈脖子上一道青紫的血痕比蓝天还蓝，将妈妈带去另一世界的布条比白云还白。

她在妈妈的衣兜里找到了一把半旧的黄皮卷尺，妈妈生前经常用它为那些人丈量身材的长短，但终究没能量出那些人的良心尺寸。

或者这把尺用来量别的东西，还更能体现它的意义吧。

应英宁这样想着，便收起了它。

至于她用它去量春耕的春根，以另类的方式表示对曾经被它量过的那些人的轻视，则是许多年以后在红叶酒店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