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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政府机构服务多年，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也有二十余载，出版过长篇历史小说。那是业余写作，且仓促成篇，因官职在身，也不便声张，但网上的评价颇高，我深感欣慰。为圆儿时之梦，也基于某种情怀，我辞去了职务，专心写作，可谓背水一战！这部小说是首战，出师顺利——选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我期待这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
历史小说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乃至制度、风俗，距当代已然久远，为便于阅读，需要向读者做些说明。
首相称谓。明太祖废中书省，逐渐发展为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阁臣俨然宰辅。鉴于朱元璋废丞相，人们误以为明朝人称内阁首席大臣为首辅。事实上，时人较多以“相”代称阁臣。嘉靖四十五年，郭朴、高拱入内阁，内阁首席大臣徐阶请二人到阁视事的函件名为《郭东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请启》。可见，官场并不回避“相”这个称呼。既然习惯于以“相”称阁臣，称首席阁臣为首相，顺理成章。嘉靖朝兵部尚书胡世宁就上疏说：“不知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一人，群臣仰尊，称为首相。”海瑞所呈《乞治党邪言官疏》中有“（徐）阶为首相”的话；吏部公文《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剌犯人孙五等疏》中，也有“见徐阁下位居首相”这样的句子。这都是呈报给皇帝的正式公文里的表述，可信度无可置疑。曾主政内阁的高拱，在《病榻遗言》里说：“科道各相约具本，劾荆人交通冯保，唆使言官诬陷首相。”同样做过内阁首臣的张居正，在给友人的私函里，也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之句。万历朝内阁大臣于慎行著述里写着：“新郑（高拱）以首相行太宰事……”吏部尚书张翰在《松窗梦语》里记述：“穆宗宾天，首相（高拱）奉皇太后懿旨免官，祸几不测。”综上，我的看法是：笼统地以“首辅”称明代的首席阁臣约定俗成，并无不可；但具体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内阁首席大学士，当时的官场即以“首相”称之，他们也以首相自称，今人以“首相”而不是“首辅”称之，是还原当时官场的称谓，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能揭示他们所处的实际地位。
真实与虚构。
历史小说也是小说，而虚构是小说的特征。我不认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同时也主张，以真实历史人物，尤其是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应大体真实。《大明首相》这部小说的人物、情节，绝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依据的。哪怕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地名，都要多方考证。不妨说，这是一部纪史（实）小说。只不过，史料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要描述场景，展开对话，需要合理想象，这不能称之为虚构。但如果历史学家对内容进行严谨考证，或许又认为有虚构。我不得不先向历史学家表达歉意，其实有些人物的名字、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我是清楚的，只是不能原原本本照搬，否则不成其为小说。比如，本来人物已然很多，每个人物都照历史真实搬进来，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有意张冠李戴，也是为减轻读者负担计。况且，既然是小说，就要有张力，因此对历史事件，不能记流水账，要根据小说的张力需要做出适当安排。
历史氛围。历史小说虽然不能完全重现历史，却也不能不着力营造历史氛围。而营造历史氛围，要在还原当年的制度、风俗，使用当年的名词术语。比如，当年官场中彼此称谓就很复杂也大有学问。古人有名、字、号，别人不能直呼其名，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人的称呼也不同，这本已相当复杂，还要有官称、尊称，着实令人蒙圈。以高拱为例，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他担任首相时，有称他“玄翁”者，又因首相也称元辅，有称他“元翁”者，有呼为“新郑”者，也有门生以“师相”称之。总之，不会直呼首相或元辅，当然更无“首辅”之称。那个时代官衔，尚书、侍郎、给事中等等，对今人来说本已生僻，而当时官场又每每以周礼中的官职比附之，如呼兵部尚书为大司马；或约以尊称，如呼总督为制台或军门等等。为保持历史真实，总体上使用当时的名词术语，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度。比如，内阁里，高拱和张居正谈到应天巡抚海瑞，如果按照当时的习惯，就会说“海刚峰”或“刚峰”，读者哪里记得住海瑞号刚峰？小说中索性就让他们直呼海瑞了。
时代背景。十六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跨过了转型的门槛。同时代的中国也具备了向近代迈进的条件，史学界有晚明大变局之论,甚至有“隆庆开关（解海禁）”乃中国近代史开端之说。此时的大明帝国，与开国初期已大异其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早已突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走向多元，社会生活也变得活跃，历史即将进入拐点。但官僚队伍萎靡、贪腐、守旧，国家机器已锈迹斑斑，运转失灵，犹如一艘硕大破旧的航船陷进泥沼难以自拔。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换言之，这部小说是站在大历史维度，以明朝官场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重现转型前夜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我期盼着，通过解析官场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心理动因，在广延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对人治社会“官人”暨读书人的价值追问，使公平、正义、理性之光，照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高拱其人。对高拱这个人物，我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深感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而又不幸被埋没的人物。他的超前意识不为当世所知，如果后人再不认可，对历史上杰出人物来说，就太不公平了。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他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老大帝国带来清明刚健新风，又以忠诚、干净、担当著称。隆庆皇帝称赞高拱精忠贯日，贞介绝尘；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有不世之略，建不世之勋。高拱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旧机体上注入了新基因，他所主导的对蒙古实力最强大、对大明威胁最大的俺答部的封贡互市，使长城以外的北疆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明的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惟如此，高拱是有可能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向新航道、实现转型的杰出政治家。重新审视高拱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当代学者认为中国在明末实现转型的条件，高拱都在不期然努力创造中。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还有着过人的理论勇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最难得的是，高拱致力于移风俗，身体力行，试图以手中的权力和自身垂范，扭转官称中普遍存在的贪腐、结党、奢靡、虚饰等邪气，即使明知被阴谋包围，也坚持堂堂正正，按牌理出牌。他力推一个“公”字，公平、正义，在传统文化中，在帝制时代的官场，是最稀缺的。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高拱长期被埋没：一是高拱执政时间短暂。二是清朝有意压低高拱。高拱破格选用张学颜巡抚辽东，指授方略，大挫努尔哈赤之外祖父、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取得“辽左大捷”；高拱又以改革边政、扭转被动挨打局面著称，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心虚，对涉及明朝边防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下令毁禁了高拱的《边略》一书。三是清朝官修《明史》受王世贞的影响大。高拱得罪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王世贞的史著对高拱评价很低，《明史》基本上照搬了王世贞的《高拱传》。此外，近年来，一些文人为抬高张居正，有意压低高拱。
高拱与官场那套厚黑学格格不入，他洞悉制度弊端又脱离不开制度的制约，这是他在官场难以持久立足的主要原因。高拱需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虽不为时代所理解和接受，却不期然顺应了历史潮流，这都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我无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毋宁说，在刻意避免美化或丑化任何人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从古至今，变化最小的是人性。历史小说是写历史上的人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历史上找不到完人，也很难说有一无是处的坏人。至少，在这部小说里，读者看到的，都是人，承担多重角色而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泪流满面。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写人，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触动，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惋惜，为窥见到的人性中的幽暗而痛心！
喧闹浮躁的时代，手机替代书本的时代，写书、读书，都是件难得的事。尤其是以极大代价、写作洋洋百万字的历史小说，不是基于某种情怀，是很难下决心的；如果不能得到多方支持、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这里，我要衷心感谢高拱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岳金西老先生和他的公子岳天雷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也经常交流高拱研究的动态；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何向阳同学，经常给我鼓励、指导；文学评论家、作家、人民日报的李舫校友，给予我诸多具体帮助；河南省黄帝故里研究会、新郑市有关领导，尤其是高林华会长，对我的写作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朋友禹成豪、石瑾瑜二位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忱！
2018年4月30日，于北京·大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