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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是唐后期政治上的最严重的问题。溯其渊源，与唐朝兵制的改革有关。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以前实行府兵制，当时军府多在关内、中原地带，“内重外轻”。开元后期，府兵制瓦解，实施募兵制，节度使长期专兵，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锐减，成为“外重内轻”之势。安史之乱后，国力大衰的唐朝无力消解归降的安史余部，便授以节度使称号，以为笼络之计。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的许多节度使权力加重，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藩镇割据日渐形成，统一的唐朝被肢解，四分五裂，战祸迭起。
唐朝的藩镇大小与作用各不相同，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其中为害最甚的是河北三镇，即李宝臣占据的成德镇、田承嗣占据的魏博镇、李怀仙占据的卢龙镇。三人皆为安史旧部，归降唐朝后演变成独霸一方的军阀。除河北三镇外，还有相卫镇、镇冀镇、淄青镇、宣武镇、淮西镇等。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置文武将吏，赋税不入朝廷，节度使一职，或父子相传，或由兵将拥立，俨如独立王国，时而叛唐，时而联合，不受中央节制。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敢抗拒唐朝中央，并且大言道：“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智光能之。”可见藩镇的嚣张跋扈已达极点。唐朝廷虽弱，仍然和藩镇割据势力作了一系列斗争，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四镇之乱”。德宗时期，李惟岳擅承李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廷对这两起子承父职的行为不予认可。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反唐，演成四镇之乱。梁崇义、李惟岳在与唐军作战时败死。之后，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又联合抗唐，这次叛乱称为“四王之乱”。由于唐军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令，去掉四镇王号，名义上归唐，事实上仍由他们各据一方。第二次是“奉天之难”。783年农历正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在河北诸镇支持下自称楚帝。唐德宗发兵进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泾原兵东下勤王，路经长安时，当地不仅未给赏赐，反倒犒以粝食，激起泾原兵变。军队攻入长安城，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此即“奉天之难”。兵变军队拥立原卢龙节度使朱眦为帝，国号秦，后改为汉。唐德宗在各地勤王军队协助下，历时近一年才收复长安，消灭了朱眦。第三次是唐宪宗实行削藩政策，取得短期效果。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统率全军，进讨淮西。唐将李恕雪夜率9000士兵突袭蔡州，生俘吴元济。这是唐中央政府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对藩镇的胜利。此后，淄青、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并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宰相李吉甫在一年多时间里，调换了36个节度使，是唐朝廷抑制藩镇势力的一个强有力措施。然而，这一局面仅维持了三年，820年，宪宗被宦官谋杀后，河北三镇又相继反叛，藩镇割据再次抬头，一直延续到唐亡。
藩镇割据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危害极大，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其目的之一便是削弱藩镇，然而仅昙花一现。日益走向衰败的唐王朝已无力回天，藩镇割据势力依然跋扈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