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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宋代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齐名，并称“宋四家”。蔡襄先后任大理寺评事、福建路转运使、三司使等职，并曾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出任开封、泉州、杭州知府。故又称蔡密学、蔡端明；卒后谥忠惠，亦称茶忠惠。
以茶闻名
蔡襄是一位十分喜爱茶叶的朝廷大官，也称得上是一位茶学家，尤其对福建的茶业有过重要的贡献。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的、在福建任职期间，随时留意农桑，如在泉州当太守时亲笔写下《荔枝谱》，在任福建转运使时，著有《茶录》。《茶录》虽仅千言，却很有名。分两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并篇前有序，篇末有后序。在“茶论”中，对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作了精到而简洁的论述；在“论器”中，对制茶用器和烹茶用具的选择使用，均有独到的见解。
宋代的龙凤团茶，有“始于丁谓，成于蔡襄”之说。制小龙凤团茶是蔡襄在茶叶采造上物一个创举，当时赞美之声不绝。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到：“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群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可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试。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可见，当时小龙团茶朝廷视为珍品，达官显贵也不可多得。熊蕃有《御苑采茶歌》云：“外台庆历有仙官，龙凤才闻制小团。争得似金模雨璧，春风第一荐宸餐。”这位庆历年间的“仙官”即指蔡襄。不过，欧阳修、苏轼对蔡襄这一“创举”有过一些议论。明人赵在《 林子》中说：“蔡君谟著茶录，造大小龙团，欧公闻而叹曰：君谟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饮食，细事也，君子处世，岂不能随时表见，乃于茶铛水瓮中立名。”欧公认为像蔡襄这样学有道艺的人，何必从“茶铛水瓮”这些饮食细事中去立名。苏轼在《荔枝叹》中有句：“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他认为“贡茶”与“贡荔枝”一样，都是争新买宠，给老百姓带来困扰。可是，无论欧阳修或是苏轼，对龙团凤饼又都是十分喜爱的，同样有过不少赞美之词。
蔡襄喜爱斗茶。宋人江休复《嘉 杂志》记有蔡襄与苏舜元斗茶的一段故事：蔡斗试的茶精，水选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枣惠山泉；苏所取茶劣于蔡，邓是选用了竹沥水煎茶，结果苏舜元胜了蔡襄。
蔡襄还善于茶的鉴别。他在《茶录》中说：“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他神鉴建安名茶石岩白，一直为茶界传为美谈。彭乘《墨客挥犀》记：“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内翰禹玉。岁余，群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作为书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书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君原君谟嗜茶爱茶，在请群谟为他书《集古录目序》刻石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群谟得而大为喜悦，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老病中他万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谓“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学者
北宋著名学者蔡襄生活于历经战乱、分裂之后又重新统一的北宋前期。此时北宋立国不及百年，传统的经典儒学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官方与学界迫切需要创新学术理念以阐释与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因而促进了“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自从汉儒将儒学推向学术顶峰，随着汉魏之际佛学东渐、玄学兴盛，儒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由汉迄唐，儒学只能守成而无发展。在此情况下，“宋学”应运而生，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传统文化对佛学所代表的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吸收。宋学以义理为武器，以“道学”和“理学”为载体，强调实践与国家的大一统。蔡襄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严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国家，并提出积极的财经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员），力主加强边防，抵御外族侵扰。蔡襄总结作物的栽培与加工、修建桥梁等勇于实践的论著也丰富了宋学的内涵。
蔡襄是北宋时期福建著名学者，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工于书法，而且广泛涉猎文、史、哲各学科，理论根基深厚；且注重实践精神，诸如修桥铺路，提倡植树，研究并总结茶叶、荔枝的栽培等，解决了许多当时的技术难题。有关蔡襄的论著很多，但基本未论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本文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宋学”的形成。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期，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而重新统一之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即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转运使制度等措施，几朝皇帝均忠实执行并有所发展。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并迎来了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宋学”的创立。
一“宋学”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学”的勃兴。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用儒学来统一自战国以来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而且还包含逐渐形成的“经学”。至于“宋学”，则应当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宋学原有两种涵义，一等同于广义上的儒学，即赵宋一代之学术文化，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宗教、文艺、史学、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来与训诂之学相对立的经学流派。“宋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两宋学术时，也以为是宋代经学之专用名词。在“宋学”形成初期热衷于振兴儒学、倡率节义之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种意见，他们耻言功利且深恶痛绝之。如蔡襄在《废贪赃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证明，他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同时蔡公还猛烈抨击了那些靠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而大发横财的无耻小人，并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史。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加之以“玄学”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宋学”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在“宋学”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这门新学科的体系与架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其“毕路蓝缕”之功彪炳辉煌。
二 蔡襄对“宋学”的的开山之功。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愤，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对蔡公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朝政的“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说明对庆历新政起了促进作用。欧阳修著《祭蔡端明文》对蔡公的功绩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同情：“自公之奋起徒步，而名动京师；遂登朝廷，列侍从。其年壮志锐，而意气横出，材宏业茂，而誉望伟然。……而公以荣名显仕为之养，彩衣而戏。昔以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绶悦其颜。使天下为子者，莫不欲其亲如公之亲。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为子也，其荣且乐。可谓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丧犹在殡，而公已卧病于苫块之间；而爱子长而贤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为二丧之主。呜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并没有被巨大的打击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陈词：“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并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浩然刚正之气，跃乎纸上。所谓“刚气”，从本质上说即“宋学”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改革时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必须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无病呻吟。
蔡公十分强调“宋学”中理论的先导作用，他在“国论要目、明礼”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应当强化礼制与儒学教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制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足，认为应当引以为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干戈，礼典残缺，至于亡隋尽矣。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他认为法治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应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网罗过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一文中对宋代儒学的博大精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脉络也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强调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绵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言词法令，进修之假。唯州有学，邦君实谋。驱汝闽民，来处来游。象图严严，记书整整。衣冠肃雍，室庐谧静。孰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问闻，弗往攸耻。孰为人师，启率其徒。”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
宋学精神的提倡和发扬。
概括起来说，“宋学”主要包含有议论和怀疑精神、创造和开拓精神以及实用和批判精神。蔡襄树立、鼓吹并发扬了这些宋学的精髓所在。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学”的议论和怀疑精神。表现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是论文，蔡襄在众多的文章中强调学者应当发扬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实行科举改革，将论文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有力工具。蔡公的议论，如同欧阳修、石介等人一样，有时虽然不以辩论或驳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努力建树个人的独立见解。如蔡公《上仁宗论用韩琦范仲淹不宜使后有谗间不尽所长》疏曰：“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这是在庆历党争期间，作为新政一方的蔡襄关于朋党问题的议论，强烈批判某些官宦为图蝇头小利而结党营私，损公肥己的卑鄙伎俩，以达到激浊扬清，议论风发，惩恶扬善的效果。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进黼戾箴状”也从正面阐述为国君者必须善于听取反对者意见的道理：“臣智识蒙陋不敢广引古记，多属空文，辄求于今要急之务。而陛下所欲知者，谨撰成黼戾箴一首，书于两轴。每句之下，条陈事实，别疏一通，各随状上进。臣闻唐太宗凡言事有益于政者，书之屋壁，以为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弃之。幸置臣箴词于户牖，间时赐省览。原其所条事实终始，则今安危之势可见矣。昔汉贾谊论及时事，以谓可为恸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学”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网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书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
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书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襄下令禁止。”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其义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