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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奥尔本斯时，正午刚过。火车驶进车站，我一眼就能看出，奥尔本斯只能勉强算个小城。市长正站在露天站台上，我们一下火车就乱糟糟地排成队，被领到离火车站一个街区的格兰其分会大厅18里。仿佛在骄阳下炙烤了太长时间，清晨的万里碧空已经褪去，气温降了下来。我不再紧张，也不再担心了。我只想快点了结。
这一站来的人更少，大约有五十个，但把这座小砖楼挤得满满当当。这里没有高台，因此我们走到屋子前方，转身面对着人群。柯伦先生讲了一番话，倒是不如在明尼阿波利斯讲的那番话天花乱坠，接着人们开始往前挪。他们普遍显得穷些、和气些；女人们穿着乡村礼服，男人们看上去则对身上的节日盛装感觉颇不自在。
因为压根儿不抱指望，被挑来挑去也不再那么难熬了。我一心认定自己会再次返回列车，在下一站下车，跟剩下的孩子一起示众，又再回到火车上。我们中间没被挑中的人很可能会回到纽约，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那也不是太糟。至少我知道日子会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床，粗布床单，严厉的总管。但那里也会有跟我交好的女孩们，有一日三餐，还能上学。我可以回去过那种日子。我并不需要在这里找个人家。也许，如果没有着落，对我倒是最好的出路。
我正暗自琢磨，却发现有个女人在仔细端详我。她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棕色波浪发剪得贴着头，五官分明，相貌平平。她穿着带竖褶的白色高领上衣，暗色佩斯利涡旋花纹围巾，搭配着朴素的灰裙，脚上穿着笨重的黑鞋，戴着一条金链，上面挂着椭圆形盒式吊坠。站在她身后的男子长得敦敦实实、脸色红润，一头乱蓬蓬的褐发，圆鼓鼓的肚皮几乎要把马甲纽扣挣开。
女人向我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妮芙。”
“伊芙？”
“不，妮芙，是个爱尔兰名字。”我说。
“怎么拼？”
“N-I-A-M-H。”
她回头望望那个男人，男人咧嘴一笑。“刚下船吧，”他说，“对吧，小姑娘？”
“嗯，不算……”我开口说道，但男人打断了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戈尔韦郡。”
“嗯，没错。”他点点头，我的心猛跳起来。他竟然知道！
“我家里人是从科克郡19来的。很久以前来的啦，在饥荒期间。”
这两人真是怪异的一对：她谨慎而冷淡，他却蹦来蹦去，劲头十足地哼着小曲。
“这个名字得改改。”她对丈夫说。
“如你所愿，亲爱的。”
她歪歪头看着我：“多大了？”
“九岁，夫人。”
“你会缝补吗？”
我点点头。
“会十字针法吗？会镶边吗？会手工倒缝针法吗？”
“缝得相当好。”我的针线活儿是在我们那间位于伊丽莎白街的公寓里学会的。妈妈有时会接些织补的活儿，偶尔还要用一匹布做出礼服，我就要给妈妈帮忙。妈妈的活儿大部分是从楼下的罗森布鲁姆姐妹那儿接来的。她们做了精细活儿，很乐意把那些乏味些的活儿交给我妈妈。我站在妈妈身旁，妈妈用粉笔在条纹布和印花布上沿着纸样描好，而我学会了用链式缝法让衣裳渐渐成型。
“谁教你的？”
“我妈妈。”
“现在她在哪里？”
“去世了。”
“你的父亲呢？”
“我是个孤儿。”这句话余音不绝。
女子向男人点点头，男人把手搁上她的后背，领她走到房间的一侧。他们谈着话，我端详着。他摇摇那颗乱蓬蓬的头，揉揉肚子。她伸出一只又扁又平的手碰碰衬衫的上身，又指指我。他俯下身，双手叉在腰带上，贴在她耳边低语；她上下打量着我。他们走了回来。
“我是伯恩太太。”她说，“我丈夫是个女服商人，我们雇了几个本地女人给客人做定制服装，现在要找个擅长针线活儿的姑娘。”
这话真是大出所料，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实话吧，我们没有任何子女，也对当养父母不感兴趣。但如果你为人恭敬，干活儿勤快，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点点头。
女人展颜笑了，破天荒第一次，她几乎显得有几分和气。“好。”她握了握我的手，“那我们就签文件了。”
这时一直在旁转悠的柯伦先生翩然而至，我们被带到桌子旁边，签署了所需表格和日期。
“我想你会发现，以她的年纪来说，妮芙很懂事。”斯卡查德夫人告诉那对夫妇，“如果能在一个家教严格、虔诚的家庭长大，她大可以成为一个丰衣足食的人。”她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道，“算你走运，居然找到了一户人家。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协会失望，我可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别的机会。”
伯恩先生把我的棕色手提箱扛到肩上。我跟着他和伯恩太太走出格兰其分会大厅，穿过安静的街巷，绕过拐角来到他们的黑色A型车旁。汽车停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前面，店铺招牌上是手写的售货广告：油渍挪威沙丁鱼15美分，牛腿肉每磅36美分。清风沙沙拂过道路两旁稀疏、高高的树木。伯恩先生把我的手提箱平放进汽车后备厢里，又为我拉开了后车门。汽车的内饰是黑色的，真皮座椅凉凉滑滑。坐在后座上，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小。伯恩夫妇坐到汽车前座上，根本没有回过头。
伯恩先生伸手拍拍妻子的肩膀，她对他微微一笑。伴着响亮的隆隆声，汽车启动了，我们就此出发。伯恩夫妇在前座上聊得火热，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几分钟后，伯恩先生把车驶进了一栋房屋的车道。这栋米色水泥墙房屋并不起眼，配着棕色镶边。汽车刚熄火，伯恩太太便回头望着我，说道：“名字我们已经定好了，叫多萝西。”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伯恩先生问。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雷蒙德，她怎么想有什么要紧？”伯恩太太打开车门，恶声恶气地说，“我们定了叫‘多萝西’，她就得叫‘多萝西’。”
我寻思着那个名字：多萝西。好吧，那我就是“多萝西”了。
屋子的水泥墙裂了口，油漆纷纷剥落，但窗户整洁明亮，修剪过的草坪齐齐整整，台阶两旁各有一盆带圆罩的铁锈色菊花。
“你的差事之一就是每天打扫前廊、台阶和走道，风雨无阻，直到下雪。”我跟着伯恩太太走到前门，她说，“在走廊左边那个壁橱里，你可以找到簸箕和扫帚。”她转身面对我，我差点一头撞上她，“你在专心听吗？我可不喜欢把话讲两次。”
“是的，伯恩太太。”
“叫我夫人，夫人足矣。”
“是的，夫人。”
小小的门厅昏暗而阴森，每扇窗上都挂着白色蕾丝窗帘，从窗帘投下的阴影落到地板上，织出各色花边图形。就在屋子左侧，透过微微打开的门缝，我瞥见了红色植绒壁纸、红木桌子和餐椅。伯恩太太摁下墙上的按钮，灯光顷刻从头顶洒了下来。伯恩先生从后备厢里取来了我的箱子，穿过前门进了屋。“准备好了？”伯恩太太说道。她打开屋子右侧的那扇门，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竟是一间挤满人的屋子。